我们讨论禅文化与经营管理,首先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清楚,一般中国人所共同理解的“禅”的核心理念到底是什么?不是得道高僧、佛家经典怎么说,也不是研究禅的人、修禅的人怎么看,而是普罗大众心中的“禅”到底是什么。如果找不到“禅”的群众基础,禅可能就很难融进经营管理中去。
六祖惠能主张“直指本心”、“得意忘言”、“修行不必在寺”,带动了佛教世俗化,再后来百丈怀海把“节俭”和“勤劳”确立为禅宗新经济伦理的两大支柱,包括广为流传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节俭”和“勤劳”的理念对中国老百姓的影响非常深远,到今天仍然是中国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础。目前世界上,不管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很难找出另外一个民族有中国人这么勤劳和节俭。所以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国发展更快,高速增长的持续时间更长,经济发展活力更强,储蓄率更是世界第一。
就促进和形成资本主义精神而言,禅宗“入世修行”所建立起的“勤劳”和“节俭”理念,与新教伦理“履行天职、节欲、积累财富以侍奉上帝”的理念,作用很接近。不同之处在于,新教关注外向型价值,履行天职、积累财富以侍奉上帝,以改造外部世界、实现外部价值为目的;禅宗关注内向型价值,清净自性,见性成佛,以修炼内心世界、实现人生超脱为目的。新教伦理强调人生就是要赚钱,但赚钱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或者满足其他世俗的愿望,而是要“通过职业劳动的成功来增添上帝的荣耀”,这样一来,就把世俗工作神圣化,以神圣的态度去从事世俗的工作;禅强调“勤劳、节俭”,但不强调积累财富,从来没有赋予追求财富以积极的人生意义,更没有赋予追求财富以宗教意义。另外,“天职”理念与现代管理科学的分工理念吻合,新教伦理尊重自然形成的分工与合作,强调要安心本职工作,正是依靠合理分工的职业精神,西方的人比较容易组织化,而中国人的宗教伦理中,缺少对天职、分工的认识基础,所以中国人比较难组织起来。
禅文化起源于中国,发扬光大于日本。在日本,禅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甚至比西方的新教伦理作用更大。我们不妨看看,在日本,禅理念的群众基础到底是怎样的?
禅对日本文化心理再建构的影响
日本近代资本主义萌芽的思想基础,准确地说是“日本禅”、“工作禅”。“工作禅”正式的起源被认为是铃木正三(1579-1655年),他提出了“工作坊就是道场”的禅修理念,提倡人们在工作中磨炼自己的心性。他提出所有人都有佛性,都能成佛(得到拯救)。为什么有人得不到拯救?因为有“三毒”(贪欲,愤恨,牢骚)作怪,总是羡慕别人成功。要克服这“三毒”,必须靠修行。所谓修行,就是一心不乱、专心致志地从事自己的职业,勤勉劳动。所以“精于一道,以此为生”成了日本人普遍崇尚的的职业精神,体现为专业、专注、执着、持续改进等行为准则。可以说,日本的“工作禅”比西方国家的“天职”观念对专业化、组织化、管理效率提升的影响更大。
从文化基础上看,禅从中国传入后,多宗派理念融合,并与日本本土的“神道”文化结合成为“日本禅”,一代一代传承创新。禅的修行方式也不再局限于研习打坐冥思,开始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天日本人禅修所覆盖的领域已经无所不包,影响到武士道、剑道、俳句(17音短诗)、建筑、绘画、庭院、茶道、花道、饮食、手工等几乎所有的艺术、人文、工作、生活等各领域。正如铃木大拙所说:“禅宗以外的佛教各流派对日本文化的影响范围,几乎仅仅限于日本人宗教生活方面,只有禅宗超越了这个范围,这是意义深远的事实。禅深入到国民文化生活的所有层次中。”
在渗透生活方方面面的过程中,禅对日本文化心理的再建构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反过来禅的要义也在变化——审美上是空寂、闲寂、枯瘦、幽玄;艺术风格上自在、超然、化繁为简;养生上关注自然气韵适应于微妙的季节变化;在企业界是职业化、持续精进,是稻盛和夫的“工作哲学”,禅学理念与经营管理思想已经深度融合并系统化。
禅在中国宗教中的特点与局限
反观中国,进入近现代后,禅宗思想日渐衰微,传承主要靠少数高僧大德来光大宗门,且相互之间批判、不认可的情况很多,对世俗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如果说禅在日本已经是渗透到日常工作生活方方面面的基本思维,那么在中国,禅还只是一种宗教活动,甚至还不是宗教活动的主流。
中国的宗教,儒道释三教合一,尤其是明清以来,心学与禅,成为士大夫阶层所信奉宗教的一体两面,禅追求出世,强调无本心、不执着,最后达到“空”的境界、解脱;心学追求入世,重视学习、修养、知行合一、改造世界,而禅宗从六祖慧能往后,也强调入世修行。所以,禅,或者说儒释道三教,发挥的作用就在帮助中国人在内心世界中追求尘世所难以获得的心理平衡。不执着、无本心,这些禅的理念与儒学“三省吾身”、“己所不欲、不施于人”、“中庸之道”等观点,以人生哲理、心灵鸡汤、公案典故等形式出现,作为传统人生观中积极入世“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个补充的结构、次要的追求,一直保存在士大夫的心目中。
所以,一方面,禅的内涵、故事很丰富,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库;另一方面,禅的应用被局限在宗教活动范畴,只传播于士大夫阶层,只停留在“悟”的层面。与日本禅“工作即修行”的理念不同,中国禅对“修行”中“行”的强调少,更强调“思”,这可能与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比中国人更重视直觉与实践,更强调苦心静修的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有关。
中国人在世俗的禅修理念中,强调思考,或者说悟,甚至不是渐悟,而是顿悟,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就有了很强的机会主义色彩,有“临时抱佛脚”的拜佛习惯,大都不愿意在修行上下苦功夫。加上中国儒家文化强调内省,对行动的强调较少,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之后稍有改变,但心学影响的人群多局限在士大夫精英阶层,对老百姓影响较小。现在很多人对禅修有极高的热情,但大多对各种公案、诗文感兴趣,大多停留在心灵鸡汤层面,少数会反省、善思考的人会悟出更多的道理,但极少有人做好了在工作生活中持续修行、长期坚持的准备。所以,中、日都有很多工作狂,但中国人多是为了挣钱,或追求某种功利目的,而日本人则普遍认为工作是生命价值与人生追求。正如稻盛和夫的经典问题“我们为什么而工作?”答案是为了磨练灵魂,提高心智,赚钱只是顺便的目的而已。
要想真正把禅的理念落实到实践中去,还是得找到禅理念在中国的群众基础——中国禅的进一步世俗化,尤其是要回答工作的目的。“日本禅”是禅文化与日本民族文化长期融合的产物,日本自然资源少的地理特征形成了日本人强烈的忧患意识及巨大的生存危机感,总是以挑战人生极限的姿态工作和生活,沉重、压抑、“富而不乐”,查尔斯·艾略特在《日本佛教》中甚至指出“日本的性格就是禅”。而中国人既强调积极入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儒家理性,也有退隐江湖的道家哲学。具体到当下中国人的工作生活理念,一方面是实用主义根深蒂固,另一个方面是传统的中庸智慧,变通、灰度、融合。中国人的特点,从消极面看,总有人批评中国人过于重物质享受,没有信仰,过于圆融,不讲规则,不容易组织化;从积极面看,也正是这两方面给中国人提供了动力和创造力,造就了过去这30-40年的经济成就。
我们还要认识到,在中国,禅从来就不是一门显学,即便在传统文化理念中,禅思想的群众基础相对还比较薄弱,在中国人的思想里面所起的也只是辅助作用,而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仍然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另外,中国禅虽然也认可入世修行,但中国人终究是缺少“修行”的习惯,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禅需要融合心学的“知行合一”
中国“三教合一”已经有上千年的历程,不管是日本还是中国,宗教发展中都是主张融合的成分多,对立斗争的成分少。我们在思考禅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不必拘泥于禅的教义、或者禅作为一种宗教本身的理念,可以从传统文化这个更大的框架里面去挖掘——这也是日本禅文化的传承、创新、传播过程留给我们最重要的经验。正因为无所不包,“日本禅”甚至被认为已经只有形式,没有内容。
比如,从近年传播很广的稻盛和夫的工作理念、“活法”理念上追根溯源,其实很多都可以从王阳明的心学里面找到答案。稻盛和夫的核心理念“敬天爱人”,“思考做为人,何为正确”,本质上是自利利他、为善去恶,强调以“善恶”,而非“得失”来做事情,这与王阳明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一致,与“禅”的关系就稍远一些。
再比如“六项精进”: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要谦虚不要骄傲、要每天反省、活着就要感谢、积善行思利他、不要有感性的烦恼,都是比较典型的儒家文化理念。而带领日航起死回生的故事,其实是“知行合一”的最佳实践典范,把一些每个人都知道、都认可的、简单的道德准则,如积极向上、具有建设性,善于与人共事、有协调性等,真的坚持去做,真的可以有效,可以扭转一家规模巨大的、面临倒闭的企业。
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并非指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而是认为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或者说知行根本就是一回事,即“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而自觉的行,也就是知。从禅的修行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只在知识和道理的层面上去“悟”,终归是死胡同,必须在做事情的过程中、“行”的过程中去“悟”,去实践道德准则、价值准则。把“知行合一”的思想结合到禅的理念中,对中国企业把禅应用到经营管理中可能有帮助。
另一方面,儒道思维融合后形成的“智慧、中庸、平衡”等思想,对中国人仍然有深厚的影响,尤其在中产阶级中有非常雄厚的群众基础,追求的是靠智慧化解现实中的矛盾,获得心灵上的平衡。这些都可以借鉴到禅的理念中。中国禅的核心理念不一定来源于“禅理上应该是什么”的定义,更多来自于“一般人认为是什么”的事实。基于实践和现实演变的基础上去理解和解释,这样可能更符合禅“无分别心”的理念,也更符合心学“知行合一”的理念。
禅在经营管理中有三个领域的功用
从实用主义出发,结合当下的环境,我认为,禅文化在经营管理上可以有三个领域的功用:
第一个领域是通过禅修帮助心灵平衡。
回顾历史来看,禅最大的功能就是一种平衡——取得成就时,禅就是表示高雅澹泊的手段,失意时就是心理平衡的手段。人总是同时在做这两件事情——改造世界、认识自我,分别属于科学和宗教的范畴。在工业化社会,管理科学是基础,体现在哲学理念就是实用主义,最大特点是以分工为基础。社会分工不断细化,人的工具性也不断强化、单一化,虽然实现了财富积累和社会发展,但很多时候,做的事情还是会与人生目的背道而驰的。所以不管是企业家,还是打工谋生者都会去做一些违背个人人生追求、违背个人价值观甚至道德底线的事情,所以,现实与追求、工作与生活、人与自然、人与群体、心灵与肉体,都是矛盾、分离的。
这个问题,西方人也同样面对,他们的处理是二分法:科学的归科学,宗教的归宗教,有问题、有矛盾就去批判和修正。中国人不是这样,中国人讲求统一、平衡,这时候禅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帮助人们找到内心的平静,再从这种平静中提高专注力、创造力,提高处理情绪的能力,达到更高境界时可以开发内心潜能与智慧。
从信仰上,禅或者说“三教合一”后的宗教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一直非常深,其力度与深度不会弱于基督教对西方人的影响,只是表现形式很不一样:基督教认为是上帝主宰世界,而中国人的宗教里面从来没有神的位置,儒家有圣人,道教有神仙,佛教有佛有菩萨,他们存在的目的都不是主宰世界,而是代表大智慧、个人修行的终极状态。所以西方人有问题会求助于上帝,中国人有问题求助于内心;西方人重仪式、侍奉上帝,中国人重自我反省、讲悟道;西方人愿意受教义的约束,讲选择,中国人愿意以智慧来化解矛盾,讲妥协、灰度。所以通过传播禅修理念,能帮助企业家和所有的人更多地关注内心,更好地平衡。
第二个领域是以“工作即修行”理念强化职业伦理和商业伦理。
包括倡导工作哲学、职业精神、工匠精神等,改造员工的思想,形成积极的工作氛围。在中国,禅并没有像新教伦理通过“天职”(某种由上帝安排的任务)这个核心理念,或者日本禅通过“工作即修行”的理念,赋予工作以宗教意义,从而促进资本主义精神、现代科学分工与管理精神的萌芽和发展。这方面日本企业有成熟的理念和做法可以直接学习,这几年国内也有很好的实践。
第三个领域是把修禅的感悟,用于工作实践。
禅的传播方式本身就很特殊,不说破,靠自己悟,所以每个人不同的人生经历,不同的悟性,能“悟”出什么、领会到什么,是一个个性化很强的事情。这里面的典型是乔布斯,以及这几年在互联网圈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初心。初心的理念被广泛传播,得益于铃木俊隆的《禅者的初心》。初心就是初学者的心,空空如也,不受各种习性羁绊,要保持初心,随时准备好去接受、怀疑,并对所有的可能性敞开,才能如实看待万物的本然面貌,一步接着一步前进,然后在一闪念中证悟到万物的原初本性。
初心,本质其实是“无分别心”,翻译成乔布斯的话是“保持饥饿,保持愚蠢”,“追随你的内心”;体现在产品创新上,就是看透本质,追求简单、极致;表达为价值理念就是放下成见,看清事物本质。如果把“企业家精神”的本质理解为创新的话,禅“无分别心”的理念就值得好好去“行”、去“悟”。尤其是现在企业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信息越来越多、节奏越来越快、越来越讲模式讲方法论,这样就越容易心生执着和分别,越需要去掉“分别心”。
顺便一提,现在有一种普遍的误解,即把初心理解为“当初为了什么目的开始做这事情”。虽是误解,但似乎已有约定俗成之势,就当它是一个“美丽的错误”而接受吧!
以上所述三个方面,都是应用“禅”的智慧,应对经营管理实践中的困惑,改变每个人的内心,以禅的说法是以“修行”的心态工作,以心学的说法就是“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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